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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数走逝的流年

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.....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2017年1月15日天地相盈亏,万物各成毁   

2017-01-15 06:33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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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北洋,对不少人物产生好奇心,需要在时间里面去消化和体会。徐树铮便是其中之一。方才读到这样的帖子----《乱世掌国》关于徐树铮,收藏。读《三国》、读《北洋》令我觉得,人世太多事,可以盈亏之道来体会。所谓“天地相盈亏,万物各成毁。”


《乱世掌国》关于徐树铮:

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。在民国初年,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,徐树铮与段祺瑞、黎元洪、冯国璋一样,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。
徐树铮字又铮,江苏萧县人。少时应科举失败,赴山东投奔袁世凯,未遇。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,却受到段的赏识,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,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,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。回国后,正式进入段的幕府,赞襄帷幄,这一年他才27岁。民国肇立,段祺瑞为陆军总长,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,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。国民党人“二次革命”后,徐树铮更升任次长。袁世凯称帝时,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,被袁世凯免职。“二造共和”后,段祺瑞任国务总理,以他为院秘书长。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,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、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,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,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,为各派人士所忌,于是有“小扇子军师”的诨号。究徐树铮其人其事,可归纳为四大特征:
徐树铮是个复杂的人物,他的惨死对民国是一大损失
一是忠心耿耿。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。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,他们的君臣之谊,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,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。因为,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,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;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,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祺瑞策划大事,段祺瑞对他则绝对信任。这一点,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。在陆军部时,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,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。徐树铮说一不二,不徇私情,有时是连段祺瑞的面子也不给的。这刚直不阿的性格,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,真可谓人以类聚。
二是才华超群。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,有纵横捭阖之能。他记性过人,思维敏捷,口才绝佳,可以一边会客,一边办公,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,真可谓五官并用。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,文字功夫过硬,写一手好诗词,是徐世昌“晚晴簃诗社”的诗友。尤为可贵的是,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,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,举重若轻,挥洒自如,有儒将之风。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,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。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,驱逐了黎元洪,玉成了段祺瑞的“三造共和”,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;天津会议呼吁“北洋团结”,孤立了冯国璋,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。因此,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,并不逊色于黎元洪、冯国璋和段祺瑞。天津会议后,他又出关连横张作霖,以对抗直系,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。此外,臭名昭著的安福系,也是他组织起来的。
三是面冷心狠。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,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,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,便是对段祺瑞本人,也有些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味道。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,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,向来不耽搁时间,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,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。对段祺瑞如此,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。他有时也有失公允,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——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,气得蒋百里在学员大会上拔枪自杀。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,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,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,惟徐树铮是个例外。他面冷还不打紧,要紧的是心狠!1918年,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,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。陆建章先是策动甥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,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,以对抗皖奉二系,为冯国璋清除路障。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,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。在一般人看来,陆建章是北洋元老,无论有多讨厌,也决不至于该死。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,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,从身后开枪将其击毙,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。然而一报还一报,7年后,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偿。
曹锟、张作霖、李纯、王占元、赵倜、陈光远、马福祥、蔡成勋、王廷桢等人讨伐皖系及徐树铮的通电
四是好大喜功。徐树铮自视甚高,精力过人,亦好大喜功,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,可谓路人皆知。然而其好大喜功,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。徐世昌任总统后,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,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并兼外蒙善后督办,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。民国初年,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,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“自治”之名,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。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,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,决定回归中国,但被外蒙“议会”否决。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,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,于是慨然赴任。1919年10月,他率领一旅边防军,挥师出塞,挺进库伦,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。11月17日,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,呈请取消“自治”,废除中俄“蒙”一切条约、协定,完全回归中国怀抱!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(今恰克图)、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、唐努乌梁海等地,发动人民引种蔬菜、修建公路、开办银行、创刊日报、加强中华文化教育,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。其中的唐努乌梁海,被沙俄侵占达7年之久,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。徐树铮此番功业,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,只是民国政局太乱,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。
综上可见,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,他既纵横捭阖,播权弄非,又辟疆开土,功在国家,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,而应全面了解。然其最终惨遭横死,撇开江湖恩怨不论,实在是民国的一大损失。
直皖战争后,段祺瑞息影津门达4年之久。这4年内,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,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。与此同时,直系自作孽不可活,曹锟居然贿选总统,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。而一山不容二虎,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,第一次奉军战败,被迫退出关外;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,直系惨败,奉系进入北京。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,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,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,一是孙中山。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,他们却权衡利弊,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,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。
当时段祺瑞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,奉、苏、鄂、浙、皖、闽、赣、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,他本人亦登高训话,大有舍我其谁之意。1924年11月24日,他在北京就任“临时执政”。所谓“执政”,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,以避免府院之争,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。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,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,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,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,比之当年黎、冯、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为此十分愤懑,经常不到府视事,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。
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。孙中山应邀北上时,沿途演讲其“国民会议”的施政思想,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。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“外人”,故反其道而行之。他针锋相对地抛出“外崇国信”之论,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。针对“国民会议”,他亦提出召集“善后会议”并付诸实践,在此“善后会议”上,他由“临时执政”变为正式“执政”。孙中山乘兴而来,却遭此反戈一击,身心俱废,不久病死。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,竟未参加孙的致祭。其心胸之窄,竟至如是!
拥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而已。
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,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。段祺瑞就任“临时执政”时,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,访问英、德、法、意、美、俄等国。徐树铮在外国常登台演讲,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,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,洋人对其印象极佳。这正是段祺瑞的本意,他除让徐树铮远离是非外,还要培养徐树铮的国际声望,以备大用。徐树铮心知肚明,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,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。
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。当初,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,便是冯玉祥的娘家舅舅。陆建章被刺时,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,段祺瑞为安其心,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,授勋四位。冯玉祥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,不仅绝口不提此事,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。实际上,冯玉祥的城府极深,他知道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”的道理。1924年,他阵前倒戈,害苦了吴佩孚,取了北京,软禁了曹锟。段祺瑞任执政后,冯玉祥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,直接监控段祺瑞的动向。段祺瑞为人倔强,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,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,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,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祺瑞。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,因此在冯、奉出现矛盾时,他总是偏向奉系。久之,冯玉祥对段渐生厌憎,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,对段祺瑞多加监守,使段祺瑞如坐针毡。徐树铮在国外闻讯,十分焦急,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,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。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,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,以共同倒冯。1925年夏,他从美国返回上海,即拜访张謇、孙传芳,商榷收拾山河之计,并致电段祺瑞,拟晋京拜见。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,极力反对他来北京,但徐树铮胆气豪壮,竟置之不理,终于北上不归之路。
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。冯玉祥深藏不露,貌似粗豪忠厚,实则心细如发;徐树铮意气风发,看似白脸奸竖,实则磊落使才,胸无机心。因此,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,是他最大的不幸。
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,即口称老师,行跪拜大礼,段祺瑞连忙回拜,二人相拥而泣。随后他告诉段祺瑞,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,他已经和张作霖、孙传芳议妥。段祺瑞自然心中暗喜,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,不料徐极端托大,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:“你可即草拟讨伐令,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。”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,冯玉祥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。更要命的是: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,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,上写:“又铮万不可去,去必死。”段祺瑞急令将纸条送徐树铮,当时徐树铮已登车待发,竟将纸条一笑置之。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,徐树铮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,务求堂堂正正,竟仍乘火车启程。故徐树铮难逃一死,也可说是咎由自取。
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,而是过于自信胆大。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,便刻意渲染自己“考察各国政治专使”的身份,待他离开北京,又自恃国家大员,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不料,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,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,还天下以“替父报仇”的解释。当时,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,冯玉祥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,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,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。实际上,为了杀掉徐树铮,他已不遗余力。
1925年12月30日,徐树铮的专车抵达廊坊。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,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,又郑重邀徐树铮下车面谈。徐树铮当即拒绝道:“要公羁身,不便下车。若张师长有事相商,可上车面谈。”据说,当时陆承武就出现在车前,一边散发“报仇雪恨”的传单,一边高喊“杀人犯,杀人犯!警察快来!”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,混在普通士兵中,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,推到车站以东100多米处,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,预伏在此的手枪营士兵一拥而上,将徐树铮乱枪击毙。
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,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,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,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。徐当初离开库伦,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,此番回国,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,其忠心可悯。他的惨遭横死,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。
当初,段祺瑞手下有“四大金刚”,即靳云鹏、徐树铮、吴光新、傅良佐,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,可谓左膀右臂。但靳、徐向来不睦,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,两人更势同水火,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,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,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,吴光新避居日本,段所能依赖者,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。如今徐树铮遇害,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,他之一蹶不振,是想当然的事情了。“三一八”事件,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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