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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数走逝的流年

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.....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2014年07月08日 胡兰成的道与艺——薛仁明(台湾)  

2014-07-08 21:47:59|  分类: 胡兰与张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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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 去年春天张爱玲小说《小团圆》出版,震动了整个华人文化圈,许多读者聚焦于这本自传式小说中男女主角的情爱纠结,随之也对书中化名“邵之雍”的胡兰成议论纷纷,厌恶者有之,不屑者有之,挞伐者更有之;然而,有些深知男女情事之曲折隐微的细心读者,可能更会好奇,究竟胡兰成是何方神圣、何等才情,竟可以让“一代才女”张爱玲连写不写他、出不出版,都如此百转千回?没人说得准。


        缥缈的千种面相


       曾被视为张派传人、后又公开表明与张爱玲渐行渐远的朱天文,说得最好,胡兰成是什么?她道,胡兰成是一座缥缈大山。只缘身在此山中,但是,说不清的。

        (朱天文与胡兰成)

     2014年07月08日  胡兰成的道与艺——薛仁明(台湾) - lyhhyllyhyl - 细数走逝的流年

 
        我则是说,胡兰成是一桩公案,一桩不折不扣的大公案,复杂、弹性、多义。何谓公案?一来,无固定解答;再者,参究面向多样;最后,领受深浅不一。但重要的是,参究者的悟与不悟、达或不达,却皆有客观历然的勘验评判;绝不因为公案之弹性多义,就流于主观的臆测,而沦为各说各话。胡兰成之种种,正可以作如是观。


       胡兰成这一桩公案,其实映现的是每一个读者自身的程度;讲了半天,常常不是真正说着了胡兰成,而是反映出观看者的某些自我。于是,世人有讪笑胡者、谤议胡者,这其实都无妨,甚至也应该要有。但是,若有其他观察、其他见解,可能是有心的读者更感兴趣的吧!


        唐君毅的说法是,胡乃一“天外游龙”。唐君毅是当代大儒,乃肫肫其仁的厚重君子,素以诚挚深沉而望重士林;在现存的十九封致胡兰成书信里(逸失未能见者,至少还有几十封),有三封相隔十年的信中,唐均以“天外游龙”来道胡;不仅如此,在最后一封信,唐且说道,“天下固有先知,兄亦固可即是先知。”在唐来看,胡兰成不只是游龙,还是先知。当然,书信往来,容或有客气的可能(不过,唐绝非虚伪客套之人) ,但是,唐君毅是连日记里都还有评论,早在1950年9月9日,唐就记着,“胡兰成又来访,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,于人生文化皆有体会。”隔了八天,又道,“下午胡兰成来谈,彼见解甚高,似宗三,而一刚一平易。”“刚”指的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;在二十年后,1971年1月18日,唐君毅记道:“胡兰成论中国民间之文可喜……. 非我所及也。”


        阿城则稍有不同,他屡说胡是 “兵家”,这当然是看重胡审时度势、长于谋略之能力。且不说胡早期所写的社论中对形势评断,就说1951年初,胡流亡日本,当时美日准备签订和约,胡便协助日本朝野政党,准备和约之性格与条款;正因胡之眼界与判断力,使得那时日本三个主要政党,对胡均尊崇礼遇,甚至奉之为先生。也因为这“兵家”特质,胡在日本广结政商巨子,与几个大商社社长多有交好,而胡在日本政界且称知己的则有西尾末广(社会党西尾派领导者)、水野成夫(曾代表日共到上海,与饶漱石相识),后又与前后任首相岸信介、福田赳夫等人均甚熟稔;一回,福田接受报刊访问,自道家中客厅最珍视的一件宝物,福田即是介绍一幅胡兰成写给他的字,福田赳夫且称胡兰成为“研究水户学的中国文学大师”。


        传统的一脉相传


         是不是“文学大师”,不必争论,也不重要。但是,胡兰成何许人也?他是让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女作家张爱玲“百转千回”的那个人。他又是与“昭和三文人”的尾崎士郎、保田与重郎、川端康成长期相友善,而与前两人绝对堪称至交,且川端出版《伊豆の踊子》(即《伊豆的舞女》,编者注)后,则是以胡的评论为第一。后来,胡在70年代抵达台湾,曾住在朱家隔壁半年,当时的朱西宁,原是文坛灵魂人物,然而,自从遇胡之后,朱却“抛开了他身为卓越小说家的位置和天职,去作了一名供养人”,胡与朱家这场相遇,还深深影响了朱天文、朱天心这两位当今台湾动见观瞻的小说家,影响之深,朱天文言道,“我将用后来的一生不断在咀嚼,吞吐二十五岁前的启蒙和成年礼”;影响之远,她说,“无或稍减,与日俱增”。 


         胡兰成对朱家姊妹的影响,当然不只是在文学上;如此既深且远,那必然是整体的视野与格局,才可能让朱天文用“一生不断在咀嚼”。胡兰成是帮朱家姊妹补足了“中国学分”;这“中国学分”,不管是经史子集、抑或儒释道,乃至凡百诸艺,更还有那活泼阳气的民间种种,胡兰成信手拈来,随处指点,让朱家姊妹在原来成长环境的西化氛围中,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户,忻忻然看到了,那真正自家、真正中国的深阔传统。 

 

         依我看来,这一扇又一扇窗户,让我们后人忻然看到,那真正中国自身的传统,正是胡兰成今日最值得关注之处。说白了,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绕过张爱玲,来看这个非常有当代意义的胡兰成。2014年07月08日  胡兰成的道与艺——薛仁明(台湾) - lyhhyllyhyl - 细数走逝的流年


          大家都知道,中国文明在复苏;但是,大家也都明白,我们绝大多数的人,对自家传统都有某种程度的疏隔;我们与传统,或多或少有些断裂。正因如此,中国文明大家谈来谈去,总有哪些地方就是到不了位;而这百年来,论中国文明者,真是不知凡几,但胡兰成列身其中,却是极为特异。


        首先,他的言说方式迥异于当今学院的时潮,也有别于文化界的时尚。胡兰成不仅不用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,他甚至还拒绝西方式抽象理论的言说方式;晚年他特别指出抽象理论之为害,又力陈理论必须具象化,于是,他的文章,以晚周诸子为宗,多是理论文,但又兼具叙事与抒情;凡说理,皆成文章;凡论述,皆如诗;朱天文就说,“胡先生写理论学问如诗,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。”胡兰成的文体,层层,摇曳生姿;他晚年自成体系的诸篇论述,反复徘徊,行于阴阳回荡之气,“似重复非重复,像波澜的波波相似而又相异,像盛开的花,瓣瓣重复而非重复。”胡兰成这种文体,笔法汪洋闳肆,文气纵横,行文夹议夹叙又抒情,若真要摆,不妨将之置于《易传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这老传统来看,就清楚可见其一脉相承。


       所行乃阿修罗道


       今人的论述文章受西方影响太深,过度强调逻辑、结构,过度习惯单线发展,尤其是学院中枯槁无趣的“论文”。于是,大家习染既久,回头看胡兰成,反而觉得他的文体怪,“似论非论”,有学者甚至极度憎恶,严厉批评道,胡因排斥“抽象的论证和演绎思辩”,故其毕生所造,是“拒绝对话之偏执独白梦呓体及离世狂想”,所行乃阿修罗道,“不可能被认可”。


        再回到我的论旨,胡兰成作为一桩大公案,从这样强烈憎恶的批评中,又映现出什么了?或许,文人学者也真是和自身传统疏隔过远了,见了胡这种深植于《易传》、《庄子》一脉的论说文体,竟能惊骇、愤怒至此,仿佛恨不得一棒将之打杀。2014年07月08日  胡兰成的道与艺——薛仁明(台湾) - lyhhyllyhyl - 细数走逝的流年  但是,一个文明,若连自家的言说方式,都无法被认可,那么,真正的复苏,又如何可能?一个文明,若其文人学者,行文议论,都非得夹带洋文、西方术语,否则就难以被认可,那么,他真正的主体性,就永远不可能建立;那么,作为这文明显性载体的知识人,也只能继续无家可归下去了。


        话说回来,胡兰成文章的精神骨子虽承自《易传》一路之传统,但他又不似一些旧学邃密的国故论者,对传统只能亦步亦趋,却完全无法对当代有所回应;恰好相反,胡尽管植根于晚周诸子的论说传统,却处处皆成新意,他出入雅俗,文言白话均不忌,韵文散体多错落,方言民歌也是信手拈来、随他用,更要紧的是,他句法参差错落,每有文法错误,是无心,亦有意;行文虽不乏流畅,然更不避生涩。这生涩,最是胡文之特出,胡之文字,不仅不避生涩,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使其生涩;胡曾说过,“(好文章)不但起句,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,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。这通于做人的道理,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。”这诚如江弱水所说,“对这种只七分熟的文字,胡氏有清醒的自觉。”这种自觉要“生”求“涩”的文章,最清楚“涩”是以“不流畅”让“流畅”不落惯性,免于耽溺,再获生机,重新有个“天地之始”,故处处有新鲜的活气。因此,江弱水总结说:“ (胡的文章)那真是不能无一、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。”胡兰成的文章,其实是仿佛立于文章之始。正因为是开始,所以有人不习惯,有人憎恶;龙应台则是说,胡兰成“另创了一种新文体”。


        夭桃落于猛虎身


        胡兰成这样承自传统、却又处处翻新,不仅表现在他的文体、他的言说方式,也清楚可见于他的书法。川端康成曾称许胡兰成为“当世日本无人能匹”的书法家,而川端自己字写得很好,小楷尤其精绝;但华人世界看胡的书法,一如胡文,也是爱憎两极;盖因他碑帖功底极深,但又时时破之,他有许多笔法都“违背”了、其实是打破了既有之法度,常常将点画处理到“点画之初始”。故而,许多娴习书艺、却执于法度者,乍看胡书,每狐疑此人懂不懂书法;初看胡字,总也纳闷这人会不会写字,于是,嫌恶、不屑,也都在所难免了。


        胡兰成的字不仅在法度的立与破上,反差极大却有着矛盾的统合;他的书法即便在美感上,也都呈现出既强烈对比,又难以逆料地绾合于一处之特殊现象。书法家黄智溶曾经就胡的一幅《百花生日》,如此说道,“他的书法美感,就是建立在这两种极端矛盾的用笔趣味上。一种是充满北碑浓重方整的横笔;一种是纤细如游丝般柔美的波动线,一如猛虎;一似桃花。两者穿插交错,宛如三月夭桃飘落在春睡中的猛虎身上,形成一幅既瑰丽又威猛的美感经验。”


        胡兰成这样的文章与书法,至今聚讼纷纭、成就未定,然而,早在数十年前,胡就曾经如此言道,“我于文学有自信,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,留传千年,于心终有未甘。”类似的话,还有,“我若愿意,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,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。”这种话,当然会加深一般人对他的厌恶,今人很难容得了如此“狂妄自大”;但是,这两段“狂言”,却是胡兰成最具当代意义、也最可让有心读者沉吟再三的话。


         现代,是什么样的时代?是专业分工、知识分割,是标准化、规格化,是七零八落、四分五裂、视人如物的时代,多少读书人在此物化时代,饱受彷徨无助之苦,之于世局,满是无奈,面对自己,无以安身;他们努力,他们认真,他们思索,但终究解不开心头的烦闷,更厘不清这烦闷之根源。我二十几年前,正是因为这样的重重烦闷,几乎走不下去,也休学了半年;而再十年后,距今十余载,我仍是怀着这样的重重烦闷,乍读了胡兰成晚年的《今日何日兮》,书中所论世界劫毁,竟将我的烦闷瞬间粉碎,于是,顿时醒豁,了然无疑。


        胡兰成将文史哲诸般学问熔于一炉,展现了当今专业时代难以见到的通识。他且将读书人素来关切的道、艺、学、政,俱揉为一体,与他自身生命同呼吸。更要紧的,他自历千磨,经百难,那一路之险绝,竟也真如他所道的,“千劫如花”,似乎再如何之劫难,都可以化成一株株异卉奇花。最后,也最让有心之人震慑的,他临终前一年,却仍犹系念着“体露金风”,要重回到“一无所有”,再临生死成败关头,又一次知万物之活,知万物之机;于是,他作为一个“荒修行者”,虽然备尝磨难打击,仍是着着鲜活;尽管遍历凶险困绝,却总有恰恰一机;正因这恰恰一机,对胡兰成而言,时时都该如初出茅庐,一切都是新鲜的,又都有锋芒,是险绝的,又是喜气的;仿佛是人类文明初创时,永远都要有个天地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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